回眸歷史，百年前的中日變革，清朝的同治中興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使各自國家通往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變革道路，我甲午慘敗即為印證。歷史上曾有評述認為此敗為李鴻章一人誤國所為，然從戰略決策角度分析，請政府的決策失誤，既與某個決策者的自身分析、判斷能力有關，但追根溯源，歷史昭示清王朝的落后的戰略決策機制才是問題的“要害”。戰略決策是軍事領域最高層次的決策，關乎軍事斗爭的成敗，甚至影響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決策機制“弊病”之一：缺乏科學民主

據史料顯示，危機面前，龐大的大清帝國卻將戰略決策、外交大權、戰略部署、軍事部署等重大事項的決策權交付于年逾七旬的李鴻章一肩獨挑，可謂既危險、又缺乏民主。反觀日本，早在維新開始的1868年4月，明治天皇就頒布了《五條誓文》，要求“一切重大決策均須經過廣泛協商”；“破除舊習，求知識于全世界”。此兩點為日本日后自上而下推進效仿西方的激進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隨后，日堅定學習西方模式，逐漸步入現代國家行列，并于1878年效仿德國進行統帥制度改革，創建了近代國家武裝力量的決策部門——參謀本部，也逐步形成了現代戰略決策機制。戰略決策是對有關國家安全和軍事斗爭全局的重大問題所作的決定，現代的戰略決策與過去相比，其重大變化在于一個對全局產生重大影響的戰略活動，是需要借助一定的科學手段和方法，從多種可行性方案中選取最優方案，并要求個體決策與集體決策相結合，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可以說，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進步，安全威脅的綜合性和多元化日趨復雜、多變，這就要求戰略決策者不僅自身素質要過硬，具備通觀全局、統籌規劃、趨利避害、揚長避短的決策素質，更需要建立一套高效、精干、智能、科學的戰略決策機制。

決策機制“弊病”之二：缺乏戰略調控

戰略決策是國家維護主權和利益意志和決心的集中反映，其正確與否、周全與否直接關系到國家安危、民族興衰和主權利益的得失。1873年，西方著名軍事家西里哈的《防海新論》中介紹了海軍防御的兩種模式，一種是抵岸封鎖的積極防御，將本國所有兵船派往敵對國家海口，封鎖其口岸；另一種就是守住本國要塞及重要海港的消極防御。日發動侵華戰爭野心蓄謀已久，為打敗清軍，日在甲午戰前就已基本確定了海陸兼顧全面進攻的總體戰略以及服務于總體戰略的海軍戰略。對此，為有效實施海軍進攻戰略，日一方面積極加強物質輜重準備，另一方面對艦隊的編制體制和海軍主要指揮人員的人事安排做出了重大調整。反觀大清，在朝鮮作戰期間，其戰略調控的決策力和執行力已大大落后于日本。清廷指出：“大同江為平壤運路，關系要緊，應令海軍各艦梭巡固守，偶有倭船前來，即行奮擊，不得稍有疏失”（《李鴻章全集?電稿二》），但清海軍戰略思想受以李鴻章為代表個人因素影響，基本屬于傳統防守戰略，簡單追求發展軍事裝備，并過多倚重于外交。尤其是在“和”和“戰”問題上，清政府將主觀希望寄托在列強通過外交渠道干涉并牽制日本，并非立足于“早打、真打、打打仗”準備，整個清廷的戰爭動員、后勤裝備、兵力部署等戰略調控更是雜亂無序，最終自食戰敗苦果。

決策機制“弊病”之三：缺乏堅定信念

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清廷政府的決策者自始至終從未釋放出敢于“亮劍”和戰之必勝的堅定信念和斗志。軍隊官兵的斗志往往很大程度上影響并決定著戰爭的勝敗，“見敵即逃，雖有堅船，亦將予敵。遇敵奮擊，雖非堅船，亦能自固”，豐島海戰的濟遠艦即為證明。總的來看，當年清廷的北洋艦隊的官兵技戰術和斗志絲毫不亞于日本的聯合艦隊，但差距就在于清廷政府官員們身上缺乏一種日本戰略決策者的果敢、堅韌、信念和意志。戰爭前期，正是鑒于慈禧和李鴻章保守觀念，消極應戰，積極保船，不僅放棄了黃海制海權，且葬送了整個北洋艦隊。1894年9月9日，李曾指出：“海軍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消極應戰是表面，實質為清政府決策者考慮的不是持久作戰問題，而是清王朝被顛覆的危險。戰爭后期，盡管日本在表明上所向披靡，但實則已至頂峰，受地緣地理和國家戰略實力影響，其人力、物力和財力已消耗殆盡，但依然憑借堅定的意志和信念，逼迫清廷政府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外，從國家意志層面看，甲午戰爭名義上為中日之戰，但實則是由李鴻章控制的北洋軍閥派系局部軍事力量與日本“現代民族”整個國家之間的軍事較量，兩者的國家意志和戰爭信念較量早已在戰前就決定了戰爭的勝敗方。

甲午戰前，在中日兩國戰略決策的博弈較量中，日本招招在先，積聚了比清王朝更加強大的戰爭能量和必勝信心，更為重要的是，清王朝只是在外交、軍事、技術上進行有限的現代化努力，缺乏相應的戰略決策機制，尚未完成古代國家向近代國家的轉型。歷史啟示和現實召喚表明，在當前全球化和信息化條件下，正確、科學、有效的戰略決策以及周密的戰略計劃和精心的戰略運籌，直接關系到國家安全、民族復興、利益得失和戰爭勝負，我們必須予以重視，以史為鑒，汲取歷史教訓，共同面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