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就曾預言，“中國和日本若有戰爭，一定是小國勝大國敗。中國人來歐洲就是談生意，買槍炮艦艇，買完就走；而日本人則翻譯典籍，學習我們的制度。中國人只買看得見的東西，這樣的國家能不敗嗎？”23年后，俾斯麥一語成讖。李鴻章等人發起“洋務運動”，企圖救亡圖存，但其最大弊端在于抱殘守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清政府只重視器物的開發，而不重視觀念和制度的改變，最終釀成苦果。中日甲午較量，其實也是新舊動員制度的一次劇烈碰撞，日本的新制度打敗了中國的舊制度。

日本“以德為師”建立預備役制度

日本是亞洲較早仿效歐洲建立預備役制度的國家。早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國內就有人極力推崇“西洋兵制”，主張“所有境內居民，均自20歲起一律充當兵士，受三年軍事訓練”。1868年，明治維新政權建立后，首先將軍事改革的重點集中在兵役制度上，以求統一藩兵，建立起直屬中央政府的近代化軍隊維護政權穩定。在學習借鑒歐洲經驗建立新兵役制的過程中，日本先是學法國。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德國預備役制度發揮出前未有的作用，從此聲名遠播，日本人轉而效法德國。1871年，日本政府派出150余人的大型代表團對歐洲一些國家的軍事制度進行了全面考察，考察結果更是堅定了日本人“以德為師”的信念。

日本人學習德國，先是建立了義務兵役制。1873年，日本政府正式頒布了《征兵令》，規定日本男性公民不論貧富貴賤、地位高低，都有為國服兵役的義務，從而建立了以普遍義務為原則的武裝力量平戰時補充制度——國民義務兵役制。甲午戰爭中，多名適合兵役條件的皇室成員應征入伍，并且參加了戰爭。國民義務兵役制的確立，為日本建立近代動員制度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確立了義務兵役制之后，日本人又學習德國人建立了先進的預備役制度。1887年，日本聘請了德國軍事理論家老毛奇的得意門生——麥克爾到日本軍校任教。根據麥克爾的建議，日本政府在1889年對《征兵令》進行了重大修改，廢除了一切免役規定，強調“國民皆兵”，凡年滿17歲至40歲的男性國民，都有義務承擔國家的兵役。按此規定，日本兵役義務分為四類：一是現役，年滿20歲者服現役三年；二是預備役，現役期滿者服預備役四年；三是后備役，預備役期滿者服后備役五年；四是國民兵役，年滿17歲至年滿20歲以及后備役期滿至40歲者為國民兵役。

日本兵役制度改革，為日本戰時快速動員奠定了堅實基礎。當時，日本陸軍平時基本保持在六個師團和一個近衛師團的規模，總人數12萬多。正是有預備役制度的支持，使日本在戰前短期內就將陸軍從平時的12萬人擴充到24萬人，而且所補充的兵員大都經過軍事訓練，有著良好的軍事素養。

在戰爭中，日本民間各地自發掀起征朝義勇軍活動，相繼組織了義勇隊、決死隊、拔刀隊等團體，向政府請愿參加赴朝作戰。8月7日天皇頒詔：“各地臣民、義勇兵之團結，乃忠良愛國之舉，朕至情盡知。然臣民應勤勉操守各自定業不可怠慢，朕之所望乃國民生殖之大要，實為富國強兵之源，今民間自愿義兵之舉尚無必要�！绷x勇軍“禁止詔”發布后，各地義勇軍團體相繼解散，但是國民的戰爭熱情沒有冷卻下來。這支民間力量作為后備役被軍隊募集為總規模達到15萬人的軍夫大軍，承擔戰時物資輸送、糧草彈藥搬運任務。日軍將軍夫納入作戰部隊編制序列，同時給予高薪，戰場上軍夫的薪金比士兵的薪水還要高。同時，軍與由國內商社作為中介組織征募，由商社出面承攬日軍兵站的后勤保障業務。正因為有著嚴格的組織管理關系，這些頭戴斗笠、身披蓑衣的軍夫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戰后就有史學家評論指出，甲午戰爭也可以說是軍夫之戰。

烏合之眾的制度根源

在甲午戰爭中，各路清軍部隊存在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從將軍到兵勇普遍膽小怯戰。炮聲一響，官兵驚慌失措，如驚弓之鳥，魂飛魄散，甚至未戰先逃事件也屢屢發生。比如，在平壤會戰中，清軍大部隊尚未正式突圍，已有清兵兩人一組、三人一伙，從城內溜出，私自逃亡。逃跑速度之快，丟棄武器糧草輜重之多，堪稱近代戰爭史上一大奇觀。如此烏合之眾，又怎能與日本的堅船利炮抗衡。歸根溯源，實乃落后的兵役制度使然。

清朝最早實行世兵制。建立政權后，承平日久，八旗軍日漸衰敗。為了維護統治，迫不得已改制實行募兵制度。兵勇服役大多是為了獲得軍餉。大多數兵勇士卒來自沒有特權的貧困階層，從軍成為窮人躲避饑餓、解決溫飽的一種特殊“職業”。募兵制度下的軍隊沒有明確的服役年限，軍中老中青混雜，士兵的年齡和作戰經驗參差不齊，戰斗力薄弱。到了19世紀中葉，清廷日漸衰落，朝廷放松了軍事制度上的中央集權，由各省督府自行招兵買馬，兵餉也由各省督府自籌自支。因此，當時招募組建的勇軍和練軍，都帶有深厚的地方勢力色彩。為了籌餉，朝廷又允許軍隊經商，軍隊的面貌從本質上發生變化，腐敗開始侵蝕原本就非常脆弱的軍隊戰斗力。在長期和平的環境下，軍隊又滋生各種不良風氣，將士逐漸失去了實際作戰的能力。據記載，從山西大同鎮調往東北的部隊，從軍官到士兵多有吸食鴉片煙土之癖；軍服腰帶間經常斜插煙槍一枝，俗稱“雙槍軍”。平壤作戰的清軍，在城南門外開設臨時鴉片煙館數所，供駐屯將士日常享用。甲午戰前，這支經過200多年退化的軍隊一盤散沙，作戰能力低下，已經淪為一群不堪一擊的烏合之眾。

由于清軍戰斗力低下，戰時不得不大量招募新兵，擴充部隊，企圖以量取勝，這樣又帶來兩個嚴重的后果：第一，由于擴充部隊太多，武器裝備供應跟不上，以致新募士兵，許多人不得不多扛起大馬長矛等原始冷兵器與日軍作戰。據日本參謀本部掌握的情況，當時中國動員的部隊中，只有60%的士兵裝備了近代武器，其他人只能扛著大刀長矛。第二，新募士兵的素質和戰斗技術比老兵更差。更為糟糕的是，由于戰況緊急，新募部隊往往來不及進行必要的臨戰訓練即開赴前線。比如，當時旅順口，清軍守兵12000余人，其中9000多人都是剛剛招募的新兵。成軍沒幾天，就遭遇戰事，這樣的軍隊又怎能打仗。

在甲午戰爭中，清軍為了保障戰時彈藥物資搬運和輸送，也雇傭有與日軍軍夫性質類似的民夫。這些民夫出身貧苦，應募民夫實為生活所迫。清軍與民夫之間也僅僅只是簡單的雇傭關系。清軍軍紀敗壞，不堪一擊，遇有戰事即蜂涌而退，與之相隨的民夫自然四散逃命，其作用發揮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制度的落后是致命的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制度是決定事物發展的根本性因素，制度落后有時比器物落后造成的后果更為嚴重。正是有了甲午慘敗，晚清政府才開始認識到兵役制度的重要性。在1894年晚些時候，清政府采納德國人漢納根的建議，仿照西方兵役制度，建立以“常備兵”、“續備兵”、“后備兵”三種兵役為代表的新募兵體制，開練新軍，近代動員的理念從此逐漸傳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