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描述了一個經典的章節，叫做“擔架上的‘陰謀’”。

這件事還要從長征開始時的兩個“三人團”說起。

兩個“三人團”

兩個“三人團”，一個是長征前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權力機構“三人團”，掌握著中央紅軍的指揮大權。

另一個“三人團”是指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三人。當時毛澤東患瘧疾剛剛治愈，身體尚未恢復；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重傷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擔架行軍；張聞天身體尚好，一般是騎馬行軍，工作繁重時偶爾也坐擔架。他們一起隨軍委縱隊行軍宿營，形成了一個新的擔架上的“三人團”，后來被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見的很好機會。毛澤東向他們分析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闡述了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理，使他們明辨了是非，轉變了立場，開始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軍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

由于長征初期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傷亡極為慘重。

為挽救危局，從過老山界到遵義會議前的這一段時期，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內部公開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單純防御、短促突擊、打陣地戰等軍事指揮錯誤造成的；撤離蘇區的突圍又演變成逃跑主義，消極避戰；在敵人已經張網以待時，仍然機械地堅持到湘西會合的原定計劃也是錯誤的。毛澤東提出應改變與紅２、紅６軍團會合的計劃，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進軍。

毛澤東的建議得到張聞天、王稼祥的鼎力支持，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也贊同毛澤東的意見，經過激烈爭論，最終在黎平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正式決定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

由于博古、李德仍然占據著軍事指揮權，他們對黎平爭論的失敗耿耿于懷，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略方針，仍在時時找著機會轉向湘西。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也深刻認識到，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軍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軍委集體領導體制就很難確立，黨和紅軍隨時都可能陷于滅頂之災。他們心急如焚。王稼祥向毛澤東坦率地表示自己對當前形勢的憂慮，認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臺。

橘林談話，商請毛澤東出來指揮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０日，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張聞天、王稼祥頭靠頭地躺在各自的擔架上。王稼祥問張聞天，紅軍最后目標，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張聞天說，沒有確定的目標。這仗這樣打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

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張聞天的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后又告訴毛澤東。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隨后，中央政治局猴場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不過烏江、回頭繼續會合紅２、紅６軍團的錯誤主張，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定，隨后又停止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紅軍占領遵義后，“中央隊三人團”繼續商討如何開好遵義會議。在毛澤東的主導下，他們商定了發言提綱。

遵義會議開始后，博古作了報告，周恩來作了副報告。隨后，張聞天首先站起來作了“反報告”，按照他們三人已經擬好的提綱，旗幟鮮明而系統地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的錯誤軍事指揮。會議第二天，毛澤東做了長篇發言，深刻剖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之后王稼祥發言，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的發言和張聞天的“反報告”，提出由毛澤東指揮紅軍。毛澤東的發言和張聞天的“反報告”主導了會議方向，定下了會議基調。

陳云后來在《遵義會議傳達提綱》里寫道：“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Ａ（李德）同志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這說明，克服“左”傾錯誤領導的過程是復雜的，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是大勢所趨，是黨的選擇，紅軍的選擇，歷史的選擇。

張聞天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這樣評價：“長征出發后，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

擔架上的談心交流與思考探討，構成了紅軍長征勝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這就是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提到擔架上的“陰謀”。而這個所謂的“陰謀”，實際上反映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被逐漸接受和認可的過程，對黨和紅軍來說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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