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隊伍中，有這樣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著走完長征路，雖然備受煎熬，但仍然樂觀豁達，積極參加宣傳工作，后經周恩來解救才重獲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愷、何香凝的兒子，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１９３３年８月，廖承志離開上海，帶著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和敵軍密碼破譯法手冊，化裝成碼頭工人，從重慶轉到成都，同四川省委常委羅世文一起，在交通員的護送下，經過一番周折，在３個星期后，來到川陜革命根據地以“何柳華”的名字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他先后任川陜蘇區省委常委、工會宣傳部部長，１９３４年初，調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那時的他年方２６歲。

１９３１年起，紅四方面軍的主要負責人張國燾推行“左”傾路線，他以“肅反”為借口，采取刑訊逼供的殘酷手段任意捕殺黨和紅軍干部，給鄂豫皖、川陜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建設造成很大損失。年輕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評張國燾的錯誤，遭到張國燾的打壓批判。本來張國燾對廖承志帶著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來就心懷不滿，因為中央在信中批評他沒有堅持鄂豫皖根據地。

１９３４年９月，張國燾等人在四川巴中縣川陜省委駐地后的娘娘廟里，對廖承志進行審訊。因反對張國燾的“左”傾錯誤，廖承志被強加上“特務”的罪名，開除黨籍，囚禁起來內定“槍決”。從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難

當時，鄂豫皖蘇區“肅反”被抓的干部黨員大多都被殺害了，廖承志能夠幸免于難，除了他父母的聲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繪畫才能。鐵竹偉在《廖承志傳》一書中說：“張國燾之所以沒殺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壓力，頂實際、頂重要的還是他會刻蠟版，會畫畫，張國燾在根據地要印行鈔票，都離不開他。”

長征路上，作為“犯人”，被押著隨軍長征的廖承志的處境更是困難重重。他翻越了終年積雪的夾金山、折多山，又艱難地走過茫茫的藏族游牧區——甘孜。不僅饑餓、寒冷、勞累折磨著他，“戴枷”長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難以想象。但他始終堅信黨，堅信革命事業一定能勝利，堅信自己一定能獲得自由，始終保持豁達樂觀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藝，在艱苦的環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始終對黨忠貞不渝，工作一絲不茍。在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華社前身）工作時，廖承志被抽去搞新聞臺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語言，每天負責把外電翻譯成中文。他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每天都譯６０００多字的電文。

１９３５年，在四川境內，廖承志寫下了《戴枷行萬里》這首詩：

莫蹉跎，歲月多。

世事渾如此，何獨此風波。

纏索戴枷行萬里，天涯海角任銷磨。

休嘆友朋遮面過，黃花飄落不知所。

嗚呼，軀殼任它溝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來

１９３６年９月，紅二、四方面軍相繼進入甘肅、寧夏。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一直打聽隨紅四方面軍長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寧夏同心縣預旺鎮的路上，周恩來偶然碰到被保衛部門看押、隨隊行軍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來，心情萬分激動。周恩來是１９２４年認識廖承志的，那時他年僅１６歲，還是個學生。與周恩來一別１０年，如今他卻是一個被“開除”了黨籍的“犯人”。在這種情況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據廖承志回憶，當時他心想：是躲開還是不躲開呢？旁邊有人押著我，如果我和周恩來同志打招呼、說話，我怕會給他帶來麻煩。我正在猶豫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走過來了，看見我被押送著，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若無其事，也沒有說話，但同我緊緊地握了手。當天晚上，周恩來同志派通訊員找我到司令部去。我進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張國燾也在。張國燾明明知道周恩來同志認識我，卻陰陽怪氣地問：“你們早就認識嗎？”周恩來同志沒有直接回答他，卻轉而厲聲問我：“你認識了錯誤沒有？”“認識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來同志便留我吃飯。吃飯時，周恩來同志只和張國燾說話，也不再理會我。吃過飯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個禮就走了。

張國燾本來當晚想處決廖承志，幸虧足智多謀的周恩來斗爭藝術高超，才保護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為共和國保住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經周恩來解救，廖承志重獲自由，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抵達陜北保安。

作為“犯人”參加長征這段特殊的經歷沒有使廖承志沉淪，他滿腔熱情地擔負起外電翻譯工作。１９３７年４月，他擔任黨報委員會秘書，參加籌備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解放》雜志，為辦好黨報、黨刊和通訊社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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