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紅利，指的是影響、參與或主導規則制定者，通過規則所獲得的有利發展條件或發展空間等。歷史上的海洋強國，都曾是海洋規則紅利的受益者。我國要經略海洋，建設海洋強國，必須重視參與國際海洋規則制定，通過獲得規則紅利確保海洋方向的國家核心利益。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對于國際規則的適應和認識，經歷了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在加深理解和參與基礎上逐步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有資料顯示，從新中國成立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僅參加了20個國際組織和30多項國際條約以及5000多項雙邊條約。而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參加了1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締結了300多項國際條約和15000多件雙邊條約。近幾年締結的雙邊條約更以每年500至600項的數量遞增，成為主要國際機構和國際談判中不可或缺的一方。這一過程，為我國熟悉和參與國際規則修改、制定積累了豐富經驗，奠定了扎實基礎。

　　當前，新興發展中國家正在群體性崛起，世界大變革、大調整勢在必行�，F行的許多國際法由于歷史或現實等原因，也分別顯示出局限性，發展中國家和不少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發出改革呼聲。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不僅要切實遵守所參與的國際法有關規則，更要積極參與到制定國際新規則或修改舊規則的行動中。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頒布前，我國就曾積極參與該公約的制定進程并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實證明，該公約對于維護我國海洋權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國際海洋實踐證明，只有在多邊規則創始期就加入并施加影響才能獲得“創始紅利”，否則，以后再加入就可能要付出較大代價。因此，我國未來參與國際海洋規則制定，應更加積極主動。不久前，我國在廣泛進行海底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深海環境調查計劃及防止深海采礦對環境影響的措施，獲得國際好評并在有關國際規則制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此舉既為保護海洋環境作出了貢獻，也從制度源頭上維護了我國權益。這一事例說明，強大的科研能力及建立在其上的話語權，在制定國際海洋規則中至關重要。

　　除此之外，完善國內事關海洋的法律，也是影響國際海洋規則的重要舉措。制定國家海洋發展戰略和海洋基本法，進而影響國際海洋規則，是國際社會合理有效應對海洋問題的基本選擇，也是多數國家普遍而成功的實踐經驗。因此，我國應以當前海洋問題多發為契機，重點加強國內法制建設，首先應明確國家核心利益，制定包括國家海洋發展在內的戰略，其核心目標是建設海洋強國。其次，完善實施國家海洋發展戰略相關政策，包括強化海洋理念與意識，加強海洋事務協調，提高海洋及其資源開發、控制和綜合管理能力。再次，制定海洋基本法，以保障海洋發展戰略和海洋政策的推進落實。

　　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謀求國際規則紅利，不是要做“麻煩制造者”，更不是謀取霸權。當今世界，中國缺席的國際規則將是不完整的。在新一輪國際規則制定中，中國不應當旁觀者，而是要做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堅定推動者。一個自信和敢于擔當的中國，必將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并能更好地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