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美關系，中美之間的一些矛盾沖突與一戰時期英德之間的矛盾有著本質不同

首先，冷戰后的美國國際外交戰略是根植于美國現代國際安全模式理論——“民主和平論”之上。這一理論最早由德國哲學家康德在《永久和平》一書中提出，其基本內容是：從國際關系的歷史和現實兩方面來看，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之間從不(或很少)發生戰爭，民主國家之間即使發生沖突，不會傾向于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而專制國家之間以及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較為容易發生沖突，且更傾向于動用武力解決。因此，讓專制國家“民主化”就成為解決國際沖突實現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

分析這一理論所奉行的核心價值觀我們不難看出，西方國家一些人把一切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和價值取向的國家和集團均列入“專制”行列，而在解決矛盾的手段選擇上，更傾向于建立一套聯盟體系下的國際干預機制，打著“人權高于主權”的旗號，采取經濟制裁或單邊行動。

其次，一戰中英德之間的利益訴求和矛盾與中美之間的矛盾訴求并不相同。英德之間存在的矛盾不僅是針對殖民地爭奪的問題，同時也是爭當歐洲霸主，實現控制世界主導權的問題。在一戰前期，德意志帝國從長期分裂中走向統一，急速膨脹的國力使德國迫切需要適應國力發展的資源掠奪地和產品傾銷地，與之相伴的是，德國軍國主義對于問鼎世界霸權的野心，唯一的障礙就是當時控制大量殖民地的英法等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大戰亦不可避免。

反觀中國，中華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之后浴火重生，和平共處和快速發展是中華民族的集體訴求。同時，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在冷戰結束后呈現出多極化傾向，由美國一極主導的世界格局正在演變為一極主導多元并存的局面，在貿易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聯系更為緊密，利益訴求相互關聯，發展中的大國在責任分擔和利益共享的環境下與霸權國之間既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的基礎，一旦爆發戰爭將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中美之間在當下國際環境中走向全面世界大戰的幾率微乎其微。

最后，中國周邊的地緣環境和一戰時期的地緣戰略格局也不相同。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老一代領導人一直堅持“與鄰為伴、與鄰為善”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本準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強了與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聯系，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整個亞太地緣結構中并不是爭奪而是互補的關系，只要中國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上合理合法，在解決與周邊國家矛盾中爭取大多數，就完全不必通過戰爭解決問題。

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當今國際秩序的雙重維度來看，中國將建立一整套“新興國”與“霸權國”關系的新模式

國際體系變遷的本質是國際影響力和控制力的轉移，從而形成大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的重新排列與組合，關鍵問題是這一過程是通過何種形式來調整的。從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起源和戰后國際秩序調整來看，大國間的權力爭奪基本上都是通過暴力方式實現的，比如武力兼并弱小國家、武力爭奪殖民地、通過霸權戰爭爭奪體系霸權等。

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現、經濟相互依賴的加深以及主權規范的深化等原因，大國間的霸權戰爭越來越難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大國權力競爭的主要方式已經逐漸由原來的軍事征服變成經濟、外交領域的爭奪和通過建立軍事、經濟同盟關系來擠壓對方的戰略空間。從這一角度來看，國際環境的變化為中國實現與他國的新型大國關系模式奠定了外部基礎。

首先，中國的和平發展不以單方面追求本國權力為目的。中國并不認為現在的大國關系是一種零和游戲，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影響力的增加并不必然導致其他大國的影響力下降。中國一直強調，“在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對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關系”，世界許多國家已經從中國的和平發展中受益。

其次，中國奉行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觀。在西方大國戰爭史上，正是由于新興大國不斷謀求自身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從而導致其他國家的疑慮和恐懼，也不得不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從而大大提升了軍事對抗的緊張度，許多戰爭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與西方新現實主義思想不同，中國反對美國奉行的絕對安全觀，反對美國推行所謂的“先發制人”。因此，新一代中國領導集體在深入思考世界格局歷史發展脈絡和現實矛盾后，系統地提出了共同安全這一全新安全模式。

中國主張“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型安全架構”。中國在和平發展過程中，遵循優先發展經濟和優先解決國內問題的原則，中國國防現代化的發展雖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速度來說是很滯后的;中國相對于其他西方大國的現代化軍事水平來說也是較落后的；從1979年~200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員額減少近200萬人，足以說明中國在安全戰略問題上并不是通過增加軍事實力來實現發展目的的。

中國和平發展堅持的基本原則是與世界各國進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國不與任何國家結成排他性的、針對第三國的軍事聯盟，中國堅持不結盟的方針，大大避免了西方歷史上那種大國軍事結盟引發戰爭的可能。

歷史上，西班牙與荷蘭、英國與西班牙、德國與奧匈帝國、英法集團與德奧集團，英法美與德意日等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無不是圍繞爭奪地區和世界霸權展開的。而中國和平發展過程中，處理自身與國際環境關系的一個最基本國策就是反霸，但不稱霸、不爭霸，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稱霸是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既定國策。

第三，中國遵循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希望通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機構與霸權國展開軍事、經濟、外交等多領域的協調和溝通。歷史上新興大國與霸權國的戰爭或與其他大國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試圖改變、推翻現有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引發的。

而中國和平發展的一個重大特征就是，盡管中國認為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有不公正、不公平之處，造成了中國發展中的一些障礙；但另一方面，中國也認為，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能夠為中國提供發展的機會。因此，中國采取的基本國策是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在反對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等內容的同時，愿意嚴格遵守現有的國際法準則，遵守世界經濟貿易的基本規則，在維護現有國際法、WTO準則的同時，逐步和平地改造現有國際秩序。中國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歷史上那些新興大國試圖推翻已有國際秩序而引發與其他大國發生戰爭的悲劇。

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以儒家文化為主、多元融合發展的文化生態模式，降低了東西方文化對撞所造成的戰爭沖突的可能性

在歷史文化方面，世界范圍的大國往往以救世主、上帝之子、先進文明代表者自居，對那些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發動了無數場戰爭。而中國的和平發展主張文化多樣性和不同文明的包容性，從一開始就降低了因文化意識形態不同而與其他大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

中國文化是以儒家為主的文化。孔子和儒家把“和”視為天下大道，對那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儒家提倡文化的包容性，并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行推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歷史上，中國文化在東亞文化圈中的傳播是其他東亞國家的一種自發行為。

今天和平發展的中國更是嚴格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方針，對一切中小國家都以平等身份相處，更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到其他中小國家身上；對其他大國，中國堅持合作和發展的方針，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相反，對西方國家的文明，中國本著取其精華為我所用的方針，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斷汲取了許多合理的文明成果。

此外，中國和平發展的成就也讓更多國家了解了中國文化，認同中國的發展經驗。從中國角度來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以美國為中心資本主義的關系，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你死我活的關系，中國的和平發展為世界文明增加了一種嶄新的選擇模式。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和平發展進程中，中國沒有與任何一個大國發生過全面戰爭，這已經是人類大國發展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或許這才是一戰百年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中國將繼續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而且會比過去走得更好。（宋立煒 齊耘 作者單位：解放軍邊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