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當今國際秩序的雙重維度來看，中國將建立一整套“新興國”與“霸權國”關系的新模式

　　國際體系變遷的本質是國際影響力和控制力的轉移，從而形成大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的重新排列與組合，關鍵問題是這一過程是通過何種形式來調整的。從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起源和戰后國際秩序調整來看，大國間的權力爭奪基本上都是通過暴力方式實現的，比如武力兼并弱小國家、武力爭奪殖民地、通過霸權戰爭爭奪體系霸權等。

　　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現、經濟相互依賴的加深以及主權規范的深化等原因，大國間的霸權戰爭越來越難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大國權力競爭的主要方式已經逐漸由原來的軍事征服變成經濟、外交領域的爭奪和通過建立軍事、經濟同盟關系來擠壓對方的戰略空間。從這一角度來看，國際環境的變化為中國實現與他國的新型大國關系模式奠定了外部基礎。

　　首先，中國的和平發展不以單方面追求本國權力為目的。中國并不認為現在的大國關系是一種零和游戲，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影響力的增加并不必然導致其他大國的影響力下降。中國一直強調，“在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對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關系”，世界許多國家已經從中國的和平發展中受益。

　　其次，中國奉行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觀。在西方大國戰爭史上，正是由于新興大國不斷謀求自身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從而導致其他國家的疑慮和恐懼，也不得不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從而大大提升了軍事對抗的緊張度，許多戰爭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與西方新現實主義思想不同，中國反對美國奉行的絕對安全觀，反對美國推行所謂的“先發制人”。因此，新一代中國領導集體在深入思考世界格局歷史發展脈絡和現實矛盾后，系統地提出了共同安全這一全新安全模式。

　　中國主張“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型安全架構”。中國在和平發展過程中，遵循優先發展經濟和優先解決國內問題的原則，中國國防現代化的發展雖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速度來說是很滯后的;中國相對于其他西方大國的現代化軍事水平來說也是較落后的；從1979年~200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員額減少近200萬人，足以說明中國在安全戰略問題上并不是通過增加軍事實力來實現發展目的的。

　　中國和平發展堅持的基本原則是與世界各國進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國不與任何國家結成排他性的、針對第三國的軍事聯盟，中國堅持不結盟的方針，大大避免了西方歷史上那種大國軍事結盟引發戰爭的可能。

　　歷史上，西班牙與荷蘭、英國與西班牙、德國與奧匈帝國、英法集團與德奧集團，英法美與德意日等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無不是圍繞爭奪地區和世界霸權展開的。而中國和平發展過程中，處理自身與國際環境關系的一個最基本國策就是反霸，但不稱霸、不爭霸，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稱霸是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既定國策。

　　第三，中國遵循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希望通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機構與霸權國展開軍事、經濟、外交等多領域的協調和溝通。歷史上新興大國與霸權國的戰爭或與其他大國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試圖改變、推翻現有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引發的。

　　而中國和平發展的一個重大特征就是，盡管中國認為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有不公正、不公平之處，造成了中國發展中的一些障礙；但另一方面，中國也認為，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能夠為中國提供發展的機會。因此，中國采取的基本國策是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在反對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等內容的同時，愿意嚴格遵守現有的國際法準則，遵守世界經濟貿易的基本規則，在維護現有國際法、WTO準則的同時，逐步和平地改造現有國際秩序。中國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歷史上那些新興大國試圖推翻已有國際秩序而引發與其他大國發生戰爭的悲劇。